明代变性人的生活

明代变性人的生活

     太监为刑余之人,是宫廷中供使唤的家奴,这是偏于社会下层的一面相。太监又因专权而地位显赫,耀武扬威,招摇过市,这是偏于社会上层的另一面相。北京是太监最为集中的城市。太监生活在皇宫中,所从事的是一些服侍皇帝或宫中后妃的事情,其生活当然是宫中生活的一部分。但在明代,太监时常外出采买,也与市井发生一定的关系。万历中期以后,矿监税使四出,太监蜂集各地城市,把城市搅得一塌糊涂。明人王磐作有一首《咏喇叭》的歌曲,对宦官到了地方上之扰民现象有深刻的刻画。歌曲道:“喇叭,锁哪,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

   明人谢肇淛记:“宦官、妇女看演杂戏,至投水遭难,无不恸哭失声,人多笑之。”这足以说明,太监有妇女之性的一面。而明代也有一句俗语,道:三个性儿,不要惹他。所谓“三个性儿”,即:“太监性儿,闺女性儿,秀才性儿。”显然,太监之性如同闺房女子一般。何谓“太监性儿”,一是喜怒无常,任意闹事;二是多泪常颦,一味娇痴。所以,太监的性子,确实很难把握,但如果拿得着,对了他们的心思,却又是“头也可割与人”,甚至替人出死力。

   明宫太监生活,丰富多彩。或贪婪成俗,其性好赌,三五成群,斗鸡、掷骰、看纸牌、下棋、耍骨牌、打双陆;或好吃,轮流做东,约聚饮食;或奢侈成性,凡是生前的桌椅、床柜、轿乘、马鞍乃至日用盘盒器具,均不惮工费,务求美观,至于坟寺、庄园第宅,更是殚绝财力,以图宏壮;或专门吃素,持佛氏之戒,修善念佛;或好花木,喜养鱼,以示侈富;或好串戏,买来一些民间幼男,让南人教习,以供自己耳目之乐。太监是明代芸芸众生中的特殊阶层,这些人的生活也颇值一记。

明代变性人的生活

   一 太监的家庭与性生活

   中国的老祖宗早就留下训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阉割净身而做太监,这是一般常人所不屑为,更为士人所鄙夷。那么,怎么仍有很多人想做太监呢?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一是在明代京畿地区,确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家中无地可种,又生性疏懒,不愿为人佃佣,整日在外闲逛,无所事事,甚至为非作歹。当看到有些人做太监以后发了财,又长了威风,着实羡慕煞人。于是,就私自净了身,在北京潜住,想找个机会,托上一个熟人,到宫中找份差使干,既混碗饭吃,或许将来自己也能得权获势。二是畿甸之民,乃至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有些人希图躲避徭役,又想侥幸得到富贵,而家中又有数子,就将其中一子阉割,名曰“净身男子”。一旦进入内府,不但本人一家可以免役,而且其亲邻都可以享受免役的特权。在这些净身男子中,能进宫成为太监的毕竟属于少数,其中无法进入宫中者,就只好为乞、为盗,有些甚至起来闹事,竟敢殴打礼部尚书这样的大臣。

   这些净身男子进宫以后,有些人就掌了权,志满意得。尽管如此,太监有时仍将阉割视为奇耻大辱。如正统年间,太监于经得志,其父来探望他。于经下帘笞父,冤他父亲:“尔何忍阉儿?”过后,才上堂称父,抱持而泣。

   太监虽是刑余之人,但也极力追求与常人相同的生活,即使不能娶妻生子,也要讨“菜户”,拉“名下”,犹如娶妻生子一般。

   太监有妻,在明代以前已有先例。唐代高力士,曾娶吕玄晤女国姝。又如太监李辅国,皇帝替他娶元擢女为妻。宋代太监梁师成妻死,一些大臣还前去祭奠拜哭。元人赵伯颜不花先有妻子,年过三十,元顺帝才将他阉割,成为太监。不花舍不得妻子,入宫后仍与妻子共处。

   明初洪武年间,明太祖下令,太监不准有妻,凡是太监娶妻,则处以“剥皮之刑”。但这一制度,到了宣德年间,显然已起了变化。宣宗赐给太监陈芜两个夫人。陈芜后由皇帝改赐姓名,姓王,名瑾,字润德。天顺初年,英宗也赐给太监吴诚妻。太监吴诚不但有妻,而且有妾,其妾为姚氏。自万历以后,太监大多与娼妇交好,并将其娶回,当时北京的坊曲即“西院”,已经成了这些太监的“外宅”。在明代,北京的妇女一般被视为“多懒而馋”。这些猥下的京城妇女,就与太监交往,时日一久,有些人就昵爱宦官,抛弃自己的丈夫,而甘愿托身太监门下。

   太监已被阉割,即常人所谓的已“去其势”,或者说已无“人道”,那么这些人要妇人又有何用?有人认为,太监虽被阉割,男性犹在,必须接近妇人,夜晚才能睡得安稳。如太监侯玉,不但人长得俊美,而且妻妾成群。其中有一人,名白秀,为绝色佳人,与侯玉交好至厚,成了他的宠姬。据白秀透露,才得知太监性生活,确如所传言的一样,也是甚是相爱,而且淫谑超过常人。据说,太监每与女子交接,“则将女人遍体抓咬,必汗出兴阑而后已。其女子每当值一夕,则必倦病数日。盖欲火郁而不畅之故也。”

   有些太监为了恢复“阳道”,多吃牛、驴的“不典之物”,诸如“挽口”(牛、驴之牝具)、“挽手(”牛、驴之牡具)、“羊白腰”(外肾卵)、“龙卵”(白牡马之卵)这些助阳之物,甚至听信一些无赖棍徒的胡言乱语,杀生害人。如有魏天爵、林宗文两位恶棍,向太监高寀百般献媚,并向高寀进一秘方:“生取童男女脑髓和药饵之,则阳道复生,能御女种子。”这位高太监听后大喜,就多方买取童稚男女,碎颅刳脑。一些贫困之家,因生活所迫,只好割爱以售。更有甚者,一些恶少年用miyao迷人稚子,得手后就进献给高寀,以获厚赏。随后,高太监又买了几位少妇,“相逐为秘戏,以试方术”。税署中,歌舞娈童也不下数十人,备极荒淫。

   据毛奇龄《西河诗话》载,按照明代的制度,直房内官(太监)与司房宫人都有伉俪,稍微紊乱,即被治以“淫失”。凡宫人伉俪,称为“对食”,又称为“菜户”。宫中宫人与太监成为配偶,在晚明已成一时风尚。假若宫人没有配偶,就会被女伴耻笑,被视为“弃物”。他们的结合,也有媒人讲合。太监与宫人成为配偶,究其原因,正如明人沈德符所言,不过是“宫掖之中,怨旷无聊,解馋止渴”,才出此下策,但这也是传统时代帝王后宫制度的必然产物。

   假若太监强迫宫人作伉俪,就会被视为“白浪子”。崇祯年间,有一位在兴龙宫供事的宫人,因学道而乞居象乙宫,与她的相好伉俪同居。到中元节时,夜里到番经厂看法事归,路过大高玄殿,遇见一位老太监。太监见她长的艳丽,就将她诱到石桌旁,强逼奸淫,导致诉讼。关于此事,当时内廷流传着一首诗,诗云:“只合龙宫食菜苔,误从鹤厂看经回。洞中枉作丹砂转,石上还翻白浪来。”此诗就是太监之间为菜户而争风吃醋的实录。

   太监与宫人配为“菜户”以后,在晚明已不以此事为讳。即使是至尊的太监,有人问他:“汝菜户为谁?”他也以实相告,显然已是相沿成习,恬不为怪。只有那些太监的“名下人”或者一些厮役,与人谈到此事,不是直言相告,而是说:“某公为某老太弟兄。”所谓“老太”,是宫女的尊称,而“弟兄”一说,则是“翁妪”的别名,是说他们是一对。在明代,福建称那些好男风(即男姓同性恋)者为“契弟兄”,此或许就是模仿了这一称呼。

   太监有了对食的“菜户”,却不能生子,所以一般将自己名下的小宦官当作自己的子孙。每次朝廷选拔宦官入宫,入选的净身男子就进入了皇宫,称作“进皇城”。内有一桥,叫“皇恩桥”,意思是说从此即可“受皇恩也”。不过,一般俗称“忘恩桥”。据说,当宦官者大多是一些贫窭家子。一旦阉割以后,必定成为他人的厮养。等到进了皇城,获得富贵,就开始仇恨起养他的人,报德以怨,所以把这座桥称作“忘恩桥”。这些净身男子入朝以后,内府各衙门的大太监就选择其中面容姣好的人,任意拉去,名曰“拉名下”。所谓名下,犹如其子一般。所以,但凡大太监显贵,其名下亦权势显赫。

   二 附庸风雅

   东鲁古狂生著小说《醉醒石》第8回记有太监买扇子一事,可以从侧面反映太监的审美趣味。小说叙述几个太监一同逛内市,其中一个拿起一把扇子来瞧,是仿倪云林笔意画,一面草书。那位太监瞧了,道:“画得冷淡。这是鬼画符,咱一字不认得。”撩下,又看了一把,是米颠的山水,背面是钟繇体书法。那太监道:“糊糊涂涂。甚么黄儿,这字也软,不中!”等到拿出一把画有青绿大山水亭台人物、背面为姜立纲大字的扇子时,那太监才看,旁边一个太监连声喝彩道:“热闹得好!字也方正得好!”后又看一把宫式泥金花鸟扇,背后宋字《秋兴》八首。那太监看后又道:“细得好,字更端楷。”显见,太监不喜欢具有士人笔意的画作与书品,喜的只是大红大绿的热闹,字也追求方正端楷,说明太监的审美趣味不仅是宫廷的,更是世俗的。

   明代太监多来自民间的贫家子弟,也有一些是由净身教职入宫的。如永乐末年,明成祖下诏,凡是天下学官考绩不称者,许净身入宫训女官太监。这些地方教职,多由生员、贡监甚至举人充任,有一定的学问根底。即使是那些原本并不识字的贫家子弟,入宫当了宦官以后,也曾接受过内书堂的教育,因而变得稍微“文雅”起来。在时风的熏染下,太监也不时参与文化生活,吟诗写字,玩古董,习方术,崇佛道,与当时的文化风气关系密切。在这些“中涓人”即太监中,有些人以“善诗”著名,有些则擅长时文、古文,更有一些人俨然成了书法家。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太监张维,隆庆间入宫,伴读东宫。张太监以善于赋诗著称,被明神宗称为宫中的“秀才”。他在禁中退食之地,植竹数竿,神宗题名为“苍雪”,于是他就用“苍雪”二字命名自己的诗集。又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太监郑之惠专心于经史,能写八股文与古文。天启五年(1625),出任宫中典籍,后升为监官。崇祯元年(1628)冬天,崇祯帝亲自考试他的文采,出了“事君能致其身”这样一道八股文的题目,郑太监挥笔立就,入了选,升任随堂,也算是古今的殊遇。另据《甲申小纪》所载,司礼监太监高时明擅长书法,善于写擘窠书。崇祯元年,大内中更换悬挂的匾额,全由高时明亲自手书。除此之外,太监中还有多人精通书法。如宪宗时太监戴义,其楷书可与沈度相媲美;又太监萧敬,其楷书笔法似沈度,而草书则从张颠、怀素,间杂以篆籀偏旁;史宾,多学能书,多得欧阳率更笔法,好写扇,题有他的诗、字之扇,在宫中颇为流行。

   太监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士大夫的影响。在明代,有很多太监喜欢与士大夫交往。如世宗时的王进德,好接贤士大夫,曾与陆深关系颇密,他所藏的《七贤过关图》,就是由陆深题跋;万历朝时的王翱,字鹏起,号邨东,居住在西安门外,经常与士大夫唱和吟诗,有《禁砌蛩吟稿》、《邮东集》行于世;万历朝时太监诸升,字晋父,号镇南,多读博识,乐与士绅交游。当时的士大夫以刻书或收藏、赏玩古董为风雅,形成一时习尚。于是,在一些太监中也刻意附庸这种风雅的生活。如万历朝时司礼监太监冯保,号双林,笃好琴书,雅歌投壶,号称有儒者之风。在他任上,司礼监刻了不少书,如《启蒙集》、《四书》、《书经》、《通鉴直解》、《帝鉴图说》。南京守备太监钱能与太监王踢都喜好古物,收蓄甚多。每隔五天,就让人抬来书画二柜,在公堂中展玩。玩毕,“复循环而来”。他们收藏的书画,多为精品、奇品,如“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滉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筌醉锦卷”,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钱能所藏,还包括云南沐氏家藏旧物;而王赐所蓄,又多为内府中的藏品。

    当时士大夫崇尚方术,太监也趋之若鹜,以致上当受骗者也不少。如南京守备太监刘瑯,其人很贪婪,资财丰厚,在私第建玉皇阁,延请方外术士,讲求炼丹炉火之术。

    有一术士获知他尤其信神,每事就称“帝命”,骗取了很多财物。刘瑯有一条玉绦环,价值百镒,术士假装让他献给玉皇大帝,随后“窃之而去”。在成化一朝,很多方士投靠太监,藉他们之力而得到皇帝的宠信。如“妖人”王臣,凭借“妖术”取得了太监王敬的信任,并成为王敬奉使苏州、常州等府时的贴身随从。术士李孜省,也凭借书符咒水等雕虫小技,交接太监梁芳、韦兴、陈喜,因得重用。万历朝时太监魏学颜最受神宗之宠。其人癖好黄白之术,“门多异流,虽屡为丹客所哄骗,而至老不厌也”。

   尽管太监百般模仿士大夫的生活,但他们的审美情趣与市民习气更为相近。试举下面几例:

   嘉靖初年,南京守备太监高隆喜欢收藏名画。当时有人向他进献名画,他看后说:“好!好!但上方多素绢,再添一个三战吕布最佳。”好好一轴名画,却要在上方素绢上画一幅“三战吕布”,割裂了画面的统一性,说明太监名为嗜画,实则不懂画,不过凑热闹、图好看而已。

   兰陵笑笑生所作小说《金瓶梅》中,与西门庆交往的也有几位太监。小说第31回说到刘公公、薛内相两位太监前去为西门庆贺喜,点唱戏曲套词,其中多有幽默,太监出尽洋相,讽刺了太监的无文化。如刘太监先点唱“叹浮生有如一梦里”,此词为归隐叹世之辞,显与西门庆的华诞之喜不合;又点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管领的六宫中金钗女?”此词是《陈琳抱妆盒》杂剧,也不符合庆贺的场面。薛太监点唱《普天乐》中“想人生最苦是离别”,更是离别之词。最后,倒是薛太监一语道出了实情:“俺每内官的营生,只晓的答应万岁爷,不晓的词曲中的滋味,凭他每唱罢。”第64回说到薛太监、刘太监在西门庆府中听海盐戏子唱曲,认为风靡当时海内的海盐腔“蛮声哈刺”,只是让唱道情的唱了一个“李白好贪杯”的故事,说明太监虽喜听戏,但根本不懂南戏的滋味,只喜《蓝关记》一类“捣喇小子山歌野调”,不晓得大关目悲欢离合,在审美趣味上与一般市民相同。

   从整体上看,太监的文化品位不高。尽管如此,仍不得不承认,太监中也有一些是读书的贤者,而且较有学问,留下了一些著作,甚至识得事情大体。如万历时司礼监太监陈矩,学术醇正,尤其对《周易》一经有独到的见解。著有《皇华纪实》、《香山记游》、《闽中纪述》等书。司礼监太监孙隆,任苏杭织造太监,凡是苏州、杭州景色佳处,“不惜厚费,多所点缀”,如重修西湖苏堤。尤其是孙隆所造之“清谨堂墨”,款制精巧,与制墨名家方于鲁、程君房二家相比,其剂料之精细,还胜过方、程二家。据说,他曾在杭州岳庙岳飞像前,用铜铸秦桧夫妇、万侯高、张俊四人的像,“俱镌姓名于胸次,跪之殿中”,说明他识大体,能分辨忠奸善恶。

   三 太监与宗教

   太监中大部分人为没有文化的贫家子弟,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更多地保留了民间的信仰习俗,甚至与佛、道及民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宣德年间,宫中各监局的一些小内使就“多为僧人诱惑,有长食素者,亦有潜逃削发为僧者”。正德、天启二朝的权势太监刘瑾与魏忠贤,就分别以崇道或佞佛著称。刘瑾曾上奏请求,在朝阳门外建道教宫观,供奉北极玄帝。后又奏请猫竹厂的空地给付大德玄明宫,供赡香火。魏忠贤杀人如同刈草营一般,但也礼佛敬僧,诚心屈体。宣武门外文殊庵僧秋月,高桥寺僧愈光,碧云寺僧大誺,他都供养施舍,并起建梵宇,塑装佛像,金碧辉煌。太监刘若愚,从崇祯以后,就开始皈依佛教,诵读《金刚》等经,以及莲池大师所纂《弥陀疏钞》、《菩萨戒发隐》。

   明代太监刘若愚曾对太监佞佛作过如下描述:“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由于太监好佛,在京畿一带广建寺庙,所以当时俗语云:南桥北寺。其意是说,北方寺庙之多,犹如南方水乡之桥。北方的寺庙,大部分由太监创建,一座寺庙的费用甚至达到数万两银子,穷工极巧。如钱宁建石经山祠,张雄建寿昌寺,于经建碧云寺,费金银不计其数。太监建庙之风,尤以西山为盛。每年春天三月,太监设斋供僧。按照平常的宗教风俗,所设斋饭不过蔬食果饼,但太监别出心裁,“甚至用腥荤,潜佐以酒”。更令人称奇的是,太监从附近找来一些娼妓,根据路途的远近,用苇席搭成围棚,将妓女安顿在围棚中,任凭僧人淫媾,号称“大布施”。由此可见,太监信佛,行同胡闹,很不严肃。

   “门僧”之制,始于唐代的“门徒”。据载,唐开元年间,一些百官之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并与他们往还,即使家里的妻子也无所避忌。明代的江南,仍然有“门徒”的称谓。明代太监依靠自己在宫内的权势,收罗僧人在自己的门下,成为“门僧”。如正统九年(1444),北京仰山寺僧金和尚,“自称王太监门僧,诈罪人金银数百两”。所谓的王太监,就是当时的权监王振。正德二年(1507)三月,明武宗通过太监李荣传下旨意,大功德寺住持宗泽升僧录司左觉义,管事僧人方绅升任大功德寺住持。于是,缁流纷纷贿赂太监,号称“门僧”。

   太监信奉道教,一如佛教。自永乐年间在道教圣地武当山重建宫观以后,历代在武当山设有专门提督道教事务的太监。每当朝廷送玄武帝神像至武当山,也由太监专门负责其事。由于太监大多信奉道教,所以也有部分太监精通道教方术,并因此深得皇帝宠信。如弘治年间,内官监太监李广凭借丹术符水,受到孝宗的宠幸,权倾朝野。而太监所建道教宫观,也为数不少。如在北京,刘瑾建有玄明宫,张忠建有隆恩宫;在南京,守备太监罗智、唐观在乌龙潭庙废址上建王灵官神祠。

   太监与宗教的关系如此密切,并且修建寺庙成风,其实也事出有因。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宫中太监的来源,多为民间的净身男子,大约以闽人居多。然选中入宫的毕竟属于少数,仍有大部分净身男子无缘进入皇宫。这些未被选中的人就被安置在皇城外有堂子的佛寺中,俗称“无名白”。二是太监既已净身,自是绝嗣、绝祀之人,甚至香火乏人,死后无人祭祀、烧纸。无奈,一些太监生前就在寺庙旁选择好坟地,而这些寺庙事实上也就成了太监的“香火院”。正如史料所记,这些寺庙均是官中信仰佛教的太监“营其身后香火藏”。明代史料言:“故事:中贵殁,必建寺于墓旁,肖其像祀之。”所指即此。而隆兴寺,就是原司礼监太监张默齐的“寿藏处”。北京的智化寺,为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所建。天顺初年,在寺内立一旌忠祠,祭祀王振,“以僧官主之”。毫无疑问,也是僧人负责王振死后的香火之事。成化年间,太监钱喜、钱福死后,均得到明宪宗的赐葬,而且在葬地上盖起了一座最胜寺。至正德二年(1507)五月,明武宗命将最胜寺前马房草场地顷,拨与最胜寺“作香火”,用来赡护太监钱喜、钱福、钱能的坟茔。香山碧云寺为正德年间御马监太监于经所造。而在寺后,于经就立有自己的寿塚。天启年间的权监魏忠贤,其所营坟墓也在碧云寺旁。万历初,太监冯保营建葬地,造双林寺。双林为冯的别字。显然,这座双林寺也就是冯保的香火院。万历朝时太监陈矩,生前就预卜葬地于香山慈感庵侧,在塚上建一石塔,称“太极镇山塔”;在墓道前竖一石坊,上写“敕葬中使神道”。又立一石门,上面之额为“还一仙洞”。可见,这座慈感庵就是太监陈矩的香火庵。房山县有一长罗寺,司礼监太监王安墓就在寺后。三是太监之性,大类女儿之性,对宗教往往容易佞信。太监之广建寺庙,一如妇女之时常出入寺观庵院。

   尽管太监与宗教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但就他们整体而言,识字不多,胸无学术,对宗教不加区分,一概滥信。太监脑海中的宗教体系相当混乱,神号也多无稽。如北京的弘仁万寿宫,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司礼监太监林潮督建。中为文昌殿。左祀诸葛孔明,封号为“天枢上相”;右祀文天祥,封号为“天枢左相”。二人均被称为“真君”。后殿祀雷神,又设礼斗台。在最后面建“太极造运宝阁”,内奉安昊天上帝。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太监虽生活在宫中,但精神生活依然与民间合拍一致,因为童年的生活已在他们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永远无法抹去。

   (注释略)

   选自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一章第三节“变性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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