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性教育,请先停止对性的污名化

做好性教育,请先停止对性的污名化

什么时候我们的性学专家不会被攻击谩骂、社会不再对性污名化,我们可以坦然对孩子讲,我们的性教育才算真正合格了。

小时候在乡下长大,小孩子有了口角,互相谩骂的时候,最恶毒的莫过于自己与对方的母亲发生性关系。这当然不仅仅是乡下,各处皆有,且不仅限于母亲,许多亲属都“一体均沾”,正如鲁迅先生在《论“他妈的”》一文中所言:“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

为什么与别人的至亲发生性关系在骂战中拥有终极杀伤力呢?因为我们的传统主流观点认为,性是一种最龌龊最肮脏的事。虽然今日大家渐渐认同了性是人的正常欲望,并不龌龊,但是在商场收银台买安全套的时候,还是不免尴尬紧张,仿佛后面的人都在盯着自己,认为自己是个无耻之徒。更遑论孩子有一天突然在饭桌上问起性,只得连连装咳嗽应付一下了事,小朋友再问就不免受一番训斥了。

做好性教育,请先停止对性的污名化

我们对性好奇,不仅因为性本身就十分复杂难解,而且也因为我们缺乏一些必需的性知识,所以才需要性教育。但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性厌恶,乃至性恐惧,让性在这个社会几乎成为一个禁忌话题。甚至我们的性教育工作者也被污名化,比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致力推广性教育的学者,在谈到女性遭遇性侵的自救时,应该把生命排在第一位,而不是贞操,却招来一片谩骂,被赠外号“递套教授”。

当前农村的性教育固然相当落后,但城里的性教育也不能叫人很乐观。即便一些开明的家庭中有《金赛性学报告》《海蒂性学报告》这样的书,也只是高悬于父母的书架,很少用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学校里,不仅没有专任的性教育老师(常常是班主任或者生物老师兼任),教材更是参差不齐,但是有水准的教材却被家长和社会认为“尺度太大”,比如2015年,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方刚团队的《中学性教育教案库》在山东的遭遇。

我在北大附中实习的时候,生物教室里有一本德斯蒙德·莫里斯的《裸猿》,这本写于四十多年前的科普读物,讲爱情与性的那部分甚至被翻烂了,这充分说明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对身体变化的兴奋与疑惑,他们渴望得到正确的知识。网络上似乎处处充满了性暗示的内容,但真正能满足青少年性知识的东西却少得可怜,而且大多真假莫辨。在真人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里,老师给孩子们出了“我是从哪里来的”的问题后,自己也陷入难以回答的窘境,这无疑是对我们当下性教育缺失的讽刺。

方刚曾在一次青少年防性侵的调研中,问初中生对性的第一联想是什么,学生们的回答都是“反感、惧怕、恶心、很郁闷”这样的负面词汇。甚至到了大学,还有一些奇葩高校成立“生活作风”纠察队,对校园中牵手接吻的情侣进行记过处罚。这些学校的性教育不外乎经常在宣传册上用血腥的堕胎和性病照片渲染性的恐怖。这种近乎恐吓的恋爱与性教育似乎仍是当下我国性教育的主流。造成的恶果就是即便在女大学生这样的群体中,也出现溺婴和弃婴的惨剧,叫人痛心不已。这不仅仅是生命教育的缺失,更多是难以承受被他人认为自己是“乱性者”“道德败坏的人”所带来的压力和困扰,不得不归咎于我们性教育的失败。

被认为是引导社会风气、开启民智的媒体,也没有尽到责任。流量为王的年代,媒体对性的报道常常是性犯罪、性视频外流这样博眼球的新闻。对性行为的描述,则是“不雅”“龌龊不堪”和“不堪入目”这样的负面字眼,难道我们都是从父母的“不雅行为”中来到人世的“不雅产儿”?

改革开放已经40年,我们的物质文明极大的丰富了。社交科技的进步让一部分人实现了行为上的性解放,但是思想上的性解放仍然路漫漫其修远。什么时候我们的性学专家不会被攻击谩骂、社会不再对性污名化,我们可以坦然对孩子讲性,我们的性教育才算真正合格了。

文/王塞北   责任编辑:温翠玲 网络编辑:柔翡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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