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谈: 我们时代的性与爱(上)

潘绥铭谈:我们时代的性与爱(上)

核心提示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结构性的变化,已经不可逆转地给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谈性色变,到五光十色的性文化蒙太奇,中国人的性实践、性观念和性关系,历经了一场革命。


   潘绥铭教授从近30年中国社会在性与社会性别方面发生的改变出发,广泛地挖掘了统计数据,从而科学严谨地分析这些变化得以孕育的政治、文化和个人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图景。

本期嘉宾:潘绥铭

  本期主题图书:《性之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

以下为本期读书会文字实录

潘绥铭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潘绥铭:五四运动前中国性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唯生殖目的论

  主持: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晚上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宋义平。今天晚上是我们人大出版社人文咖啡馆品牌活动的第13场,这次活动也是我们与凤凰网读书会联合来举办的。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牺牲周末的宝贵时间来参加这次交流。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性”。我想不同的人对于性有不同的解读。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它是神秘莫测的,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它是难以启齿的。潘老师对于性有什么样的解读呢?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潘老师也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今天晚上,让我们在温馨的彼岸书店,共同聆听潘教授对于性的解读。

  下面我们掌声欢迎潘老师。

  潘绥铭:我本来准备了一个PPT,打算长篇大论地论一论的。但看现场的架势,咱们还是多留时间进行讨论、提问。

  现在出的这本书叫做《性之变》,它主要是基于统计分析的,基于2000年、2006年、2010年三次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分析。仅就这本书来讲,会显得专业性太强:虽然从统计学上来看,这是很浅的东西,但是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它还是很别扭。所以我今天准备的话题,恰恰是抽出来的,没有那么多数字,也不讲统计,咱们讲讲性文化——中国最近这些年来,性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化。

  中国的性文化大概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五四运动之前。在儒家、道家和佛家三家思想的统治之下,它们即使存在很多细微的差别,但两千多年来也是大概差不多的。主要特征就是唯生殖目的论,什么叫唯生殖目的论?就是把性看作生殖的准备阶段。性的唯一目的,就是生殖,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因此那个时候用唯生殖目的论来衡量人的性行为。譬如,为什么不能偷情,不能搞婚外恋?因为没法确定孩子生下来算谁的。甚至包括为什么反对口交、肛交?因为不能生孩子。为什么反对同性恋?没后代。那两千年大概是这样一种局面。

潘绥铭:五四运动吸收了一部分维多利亚时期虚伪的性文化传统

  潘绥铭:五四运动之后,性文化呈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从五四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引进了当时西方的一些观念、思想。然而,不巧的是,五四运动之前,欧洲恰恰处在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19世纪的下半期,它的性风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虚伪!这50年里,在西方,私生子的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娼妓业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同性恋浮出水面,性病的蔓延也堪称历史之最。社会早就变了,人们却在文化上“装洋蒜”、不承认。比如说在会议桌底下拉一块布等等,都是那个时代发明的。最典型的,美国到了1913年前后,如果一个妇女到了海滨想游泳,她该怎么去呢?她要坐在一个有篷的马车里,只有来到水差不多没到人脖子的地方,才能从马车里面钻出来到游向大海。全套衣服,甚至睡衣都得穿着——睡衣是不能被任何人看到的。实际生活早就变了,可是仍然在那里“装”。结果不巧,五四运动恰恰是赶在这个历史时期之后,也自然就吸收了一部分这种虚伪的传统。当然我们知道五四时代的青年,无论后来成了国、共,在当时都是反潮流的,他们在婚姻、恋爱方面有很多突破性的东西,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受了当时西方的影响。

潘绥铭:“文革”这段时间,我们把它命名为无性文化

  潘绥铭:然后就到了1949年,再之后是“文革”。“文革”这段时间,我们把它命名为无性文化。不是真的没有性,而是在文化的载体上,我们看不到性。甚至于早些年张艺谋拍的片子《老井》所反映的——农村里面瞎子唱酸曲儿,都被管住了。你能把农民的这种事儿都管住了,毛主席很伟大。我们2000年调查的时候,设置最高限为64岁。为什么?就是要把那些解放前进入青春期的人纳入我们的调查范围。刚解放的时候,他们14岁。这样,我们排出6代人,一直到文革以后。统计材料数据是这样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几代人,男青年首次遗精的年龄早,年龄晚的高峰在“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性行为、第一次手淫的年龄高峰也都在“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把我们裤裆子都给管住了。小青年第一次性行为好管,第一次手淫那谁知道啊,他也能管住。第一次遗精那玩意儿他也能管住。所以,性千万不要以为它只是生理的,它是有生理做基础,但是生理只是提供了可能性,成为人的行为所需要的现实性,却是由社会、文化提供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铁证,证明文化和社会确实能够抑制人的生理活动。人虽然有这个基础,这个需求,但是在特定的社会里,却无法实践该生理活动。

  1985年以后,(这是大概的划分,没有办法做到非常准)中国进入了“性革命”的时代,以前那些东西被疾风暴雨般急剧地改造。“革命”是一个政治词汇。急剧地、短时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可以叫革命。对应缓慢的进步:改良、发展等等。然后到了大概2000年以后,调查数据最早是2000年的,再早有些个别的研究,也有上海的刘达临教授在1992年做过一次全国两万人的调查,还是有过调查的,但是它不是随机抽样,没有涵盖全国总人口,所以就没有办法做比较。所以我们的调查结论,得从2000年开始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性文化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传统的解释统统都失效了。以往的解释,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主张坚持传统的,可是呢,你无法解释为什么随着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公民社会的出现等等,性方面出现了这么多变化。如果否定了后面的变化,你就没有办法肯定前面的原因。包括性病、艾滋病,“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吗?那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出现的。所以如果把这个后果说成黑的,它的原因也不可能白。那岂不是要推翻整个改革开放,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这个在逻辑上当然是不成立的。所以传统逻辑就失去了生命力。毋庸赘言,我在人民大学教书马上就30年了,从我所接触的同学来看,持这种传统思想的人越来越少,它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一派呢,他们主张自由,以权利为中心,并认为性是一种权利,可是这一派也无法解释我们当前的变化。因为它仍然坚持了“性革命”的思想。所谓“革命”,存在一个敌人,我们要推翻它,打倒它,然后改天换地,创造新社会。可是我们现在并不是这样的。最近十年以来,我们中国人改天换地了吗?没有啊,不是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呢?一种弥散的,越来越扩散,越来越看不出来什么样的,变成一种弥散的分布。

潘绥铭:“敌人”消失了

  潘绥铭:首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不再有敌人了。我们在网上可以看,骂人的还是很多很多,可是他们骂的理由也在慢慢变化。在五四的时候,不用说性,一个自由恋爱,那叫“断子绝孙”,那叫“危害国体”,“国将不国”,上升到最高的政治高度。然后缓缓下降,到了“文化大革命”,又上去了,变成了是否忠于毛主席的问题。然后呢,又逐步下降。到现在也是,你说搞一夜情,别人会反对,“脑子进水啦”。它成为了一种个人的行为。“你这个事儿不对”,个人的道德而已。我们还会把搞一夜情的人连他祖宗八代都骂下来吗?会因为一个人搞一次一夜情就把他全家都骂一遍吗?我们越来越包容了。过去可不是如此,当时可能对你全家怎么怎么样,所以它这个也在逐步下降。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把性当作一个私事。顶多,认为你个人选择错误,道德败坏,仅此而已,不再把它跟社会大目标啊,国家兴旺啊,民族啊这些联系在一起。现在要还持这种观点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很奇怪。比如大学生有的时候跑到一块儿住了,你如果说,“危害国家发展”,就很别扭,最多也就是说,“你们俩这么干可不好啊”,“危险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敌人”消失了。

  尤其在“文革”后,性科学缺失。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我个人也还年轻,那个时候有道德法兵,大家听说过吗?有七十二寡妇,有秦香莲上访团,那阵儿反第三者比现在厉害得多。搞得天翻地覆,我一个同班的研究生同学,就因为害怕这个,跟他夫人结婚了,结果一辈子即使到现在也难受得很,但是没办法。它的理由就是,咱们上研究生,咱们是社会的精英,我们不能违反道德准则,这就坑了自己一辈子。可是现在呢,越来越不是这样了。现在拿不出任何理由来反对现在所说的性的少数行为,或者说,非主流性行为。你在哲学层次上,在人生意义上,在社会目标上,都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反对。尤其是,自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在性方面又应该什么样呢?不知道。社会主义性道德是什么样的?我完整地检索过,检索到现在,30年来,居然一篇没查到。任何一个印刷物上,没写过。社会主义性道德该是什么样的?不能细说。一细说,就变成孔夫子了。一旦细节化,就漏了。你就会发现,你说的还是传统。那你就明摆着说,咱坚持传统,坚持孔夫子,也行,也会有些人遵守,也会有些人跟着你呼吁,可又不,非要装蒜,弄出一个什么社会主义性道德,我不知道。到现在没看见任何文字描述这个社会主义性道德到底是什么。八十年代,离婚都是违反社会主义性道德,现在呢,你还敢说这话吗?所以,“敌人”没有了,“反对力量”也在变化。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反对(性的),这也在历史上有根据,为什么呢,1949年以后,随着五大宗教都被改造,结果呢,在中国,禁欲主义的力量,失去了组织基础。大家都知道,世界五大宗教,都是主张禁欲主义。民间很多信仰,或者叫封建迷信,也是主张禁欲的。譬如,中医里面的,传统文化里面的,浓厚的思想,劳色伤身,这在民间是很有市场的,但是,它的组织力量没有了。因为政治原因把这些都打掉了。所以在中国的性革命,前20年的性革命,为什么会突飞猛进成为一场革命,是因为敌人太弱小了。

潘绥铭:精神禁欲主义与这个时代非常不相符

  潘绥铭:大家都知道,欧洲第一次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二三十年代,在德国爆发了,静悄悄的性革命。第二次于五六十年代,在美国,都是上街游行,扔汽油瓶子,尤其涉及到堕胎的问题,在美国一些地方,真的有人敢放火烧那些诊所,斗得非常激烈。可是在中国呢,八十年代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就过去了,就是因为禁欲主义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力量。所以在这样一些变化下,人变了,尤其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一代的人变了。我们生活环境变了。

  “文化大革命”那一代人,我们都说他们性知识贫乏啊,性是禁区啊,谈性色变啊等等,现在还是这样吗?尤其有了互联网以后,只有一个你看还是不看的问题,绝没有你找得着还是找不着的问题。苍井空老师为我们做了多少免费的性教育?所以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你再谈我们过去所谓的精神禁欲主义,谈什么非礼勿视,很搞笑,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和这个时代非常不相符。你现在还在扫黄,还整天上人电脑里面搜硬盘去,还有可能吗?顶多,也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什么屏蔽手机黄段子,也就是做一些这样无聊的事情而已,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原来那样去了。因为这种生活的变化,已经带来了这样的结果。

  带来了什么结果?我们下一代人,既没有老师,也没有敌人。老师是谁?学校不讲,家长讲吗?我们作为家长也很困惑,我们该给子女讲什么呢?在性方面我该要求他们怎么样呢?我们家是女儿,那女儿是有男朋友好还是没有好呢?不知道。俩人看着挺亲切,他俩上床没有?不知道。上了该怎么办?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中年的这一代人,我们也没有标杆,也没有尺度,看着我们子女,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又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偷偷给他书包里塞安全套,这个家长也做不到。那怎么办呢?装傻。假装看不见。

潘绥铭:没有敌人,也没有老师

  我女儿上初三的时候,我老伴和我俩人鼓足勇气问我女儿,怎么没有男同学给你打电话呢?她说,你要多少?一百个?一天就把他们叫来。这就是太隔阂。为什么太隔阂?因为我也吃不准,我的女儿将来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她可能去洛杉矶留学。你如果把她培养成一个传统淑女,到那里简直没法活。那她也可能接受同性恋者,怎么办?不知道。除非我们过去,祖祖代代相传的道德都建立在这个国家一百年不会变,一千年不会变的情况下。所以老一代什么样,下一代什么样。现在谁有这个把握呢?所以呢,下一代人,他们既没有老师,他也没有敌人。

  现在各个中学里面,连反早恋的事儿都不太说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厉害,天天喊反对早恋,现在老师也懒得管那闲事儿了,而且管也管不过来。连小学生都扭扭歪歪地写着情书。没有敌人,也没有老师,变成了一个离散的状况。

  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能观察到,就是性本身,也变了。最简单的,在二十年前,问任何一个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咱悄悄说,男女床上事儿呗”,肯定是这个结果。现在第一,还是男女吗?不一定了。第二,是光床上事儿吗?那“荡秋千”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性技巧越来越发达,对吧。这个还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吗?


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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