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之变》:性化时代 14至17岁中国少年的性状况

《性之变》:性化时代 14至17岁中国少年的性状况

7月,潘绥铭、黄盈盈合著的《性之变》出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呈现了2000年、2006年与2010年三次进行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的针对性关系性行为的调查研究成果。

潘绥铭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任所长,黄盈盈任副所长。论及性社会学研究,潘绥铭常提到“性革命”这一概念。他对“革命”二字的理解是:“就是急剧的改变。”正是在这急剧变革的时代,潘绥铭展开性社会学研究,对中国人新世纪十年的性关系、性行为、性生活进行调查分析。

我们今天选读本书中关于“14~17岁少年的性状况”的内容,供大家参考。其调查结果十分具有颠覆性,且很具有社会意义。

21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性化”的时代,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物开始与性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生活中“”的色彩越来越显现。

这样一种成年人的时代风尚,对我们的下一代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主流的社会舆论认为这是“毒害青少年”,因此每每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于2010年4月到9月随机抽样调查了全国14-17岁的总人口。该调查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总计调查了123个城市社区与37个农村的行政村。在每个地方,笔者都按照此地居住的14-17岁人口的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再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法抽取流动人口中的14-17岁者。笔者最终获得1593个有效样本,应答率为66.8%。



少年性格的“老龄化”

14-17岁的少年正是花样年华,应该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可是在笔者的调查结果中,“乐天无忧”的少男只有五分之一,少女则仅仅占六分之一。这个年龄段也应该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时期,更应该是充满幻想与浪漫情怀的时期,但是在我们的少年中,敢于我行我素的、倾向于浪漫的居然都仅仅在十分之一左右。这不禁使人仰天长啸:究竟是什么把本应风华正茂的他们变成了满面愁云、战战兢兢、枯燥无味的“老龄化的一代”?这绝对不是什么“少年老成”,而是超前老朽,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正在悄然流逝。

其次笔者发现,少男们居然比少女更加倾向于“善感多思”与“言行谨慎”,而且同样地浪漫缺失。也就是说,少男们普遍具有“林黛玉化”的性格倾向。从社会性别多元化的发展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坏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各式各样的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男性仍然被赋予“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的社会责任;那么少男的这种怯懦的性格特征足以承担得起来吗?也许,“男主内、女主外”的时代行将到来?

少年与父母的关系

在这方面,笔者首先惊讶地发现:实际存在着的单亲家庭与无父母家庭,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只有妈妈住在一起的少男占8.2%,少女占10.8%;只有爸爸住在一起大少男是4.2%,少女是3.0%;父母都不和少年住在一起的在少男中是14.2%,在少女中则是19.4%。这就是说,中国人视为理想状态的那种父母与孩子济济一堂的情况其实并不那么多。反之,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没有于少年共同生活的,在少男中占到四分之一还多(26.6%),在少女中则更是多达三分之一(33.2%)。

这种情况主要是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动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父母外出打拼,把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留在空荡荡的家里或者甩给祖父母来“隔代抚养”。这就给中国社会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新问题:缺少父爱、母爱、父母之爱的下一代,在身心发育与社会成熟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情况?他们究竟会更加独立自主还是会更加孤僻柔弱?中国的父母与整个社会又应该用什么来弥补这种缺失?

笔者的第二个发现是:少年与父母的关系普遍是良好的。少男少女与妈妈的关系不太好或者很不好的非常少,只占2.9%到4.2%;与爸爸的关系不太好或者很不好的,少男中多一些,占12.6%,少女中则少到只占7.1%。

这种良好的状态,主要来自现在至少有一半的父母已经抛弃了“打是亲、骂是爱”的传统管教方式。在少年的心目中,认为父母对自己的管教方式是温和与民主的,已经占到55.3%-68.2%。

可是,这种温和民主的相互关系,却并没有扩展到家内性教育的方面。笔者的调查发现:父亲对儿子和女儿从来没有谈过性的话题的占到82.8%-85.8%。母亲对儿子也是这样,从来不谈的占到83.0%。可是还好,至少还有46.6%的母亲对女儿谈过性方面的话题。

父母不谈性,最主要的顾虑是害怕孩子因此而“误入歧途”地发生性行为。因此反对、禁止、担心、戒备孩子的异性交往的父母占到将近一半(44.5%-47.0%);而且妈妈对女儿的看管尤为严厉,占到61.1%。

萌动的春心+闭嘴的青春

春心萌动,势不可当。到14-17岁的时候,在中国少年中,现在有异性知心朋友的少男已经达到80.5%,少女更是多达87.6%。爱上超过一个异性的少男已经占到50.4%,少女中也有34.9%。有过失恋的少男占到29.0%,少女是23.7%。有过单相思的也基本一样多,少男占33.0%,少女占29.1%。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14-17岁这个年龄段中,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有恋人了”的少男占到13.5%,少女则是13.8%。另外还有1.3%的少男和1.0%的少女报告说自己“已经有相同性别的恋人”。

这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中国法律规定:14岁以上的少女就拥有了“性的承诺权”,16岁的男女少年就拥有了劳动就业权,18岁就成为共和国的独立公民,可以参军、参选了。这期间的恋爱,为什么一定要遭到成年人的反对呢?“不下水就学不会游泳”难道真的不适用于下一代的爱情吗?

可惜,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在目前的少年中,虽然已经有56.1%的少男和40.4%的少女“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恋人”,还有21.6%的少男和18.9%的少女“已经了解异性的性心理”;但是在调查前的12个月里从未谈论过爱情方面的话题的少男占到64.1%,少女更是多达71.2%;从未谈过性话题的少男是59.6%,少女则多达74.6%。

这种“萌动+闭嘴”的状况并非好事,因为“有过与异性相处不自然”的少男占到34.9%,少女则多达44.2%;“目前有性压抑”的少男占到28.0%,即使是少女也有11.4%。这种状况并不会必然地“防患于未然”,反而增加了出现意外情况的可能性。

身心发育中的烦恼

至少部分地由于“闭嘴”,少年们在身心发育中所遇到的烦恼无法互相倾诉、交流与调节,造成了一些不良状况。

这一代少年在生理发育中遇到烦恼的,仍然远远多于感到振奋的。也就是说,在人生必然经历的这个阶段中,我们的下一代仍然更多地遭到打击与挫折,而不是喜迎新起点。这在21世纪的、希望崛起的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

尤其令人大吃一惊值得注意的是,在14-17岁的少年中,仅仅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居然有9.7%的少男和10.5%的少女曾经吃过任何一种“壮阳滋阴”的食物、营养品、补品、药品。尤其是,少年中的这一比例与18-61岁的成年男女的比例是基本相等的。天啊,是少男少女疯了,还是家长们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相对于生理发育中的烦恼,中国少年在心理成长方面的烦恼更为严重。

首先,虽然有20.3%的少男和7.3%的少女已经开始了自慰(手淫),但是认为自慰不好的少男仍然高达71.2%,少女则更是达到76.7%。最近30年来,中国科学界的主流力量一直在宣传自慰无害,可是为什么科学的声音却仍然没有普及到我们的下一代的心中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观念,居然在中国载人航天已经成功两次的当今时代中,仍然顽固地盘踞在少男少女的脑海中?

其次,少年们显然是以性欲更弱为荣。认为自己的性欲与别人相比更弱的少男占到78.3%,少女则高达86.8%。这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如何看待自己的性欲强度的问题了,而是少年们的整体自信心是强还是弱的严重问题。在这样一个朝气勃发的年龄段里,如果连自己与别人一样都不敢承认,非要标榜自己更加弱小,那还能成什么气候!

网上的一代

中国人都知道青少年最喜欢上网,甚至担心他们会“染上网瘾”。可是对于14-17岁的少年在网上的具体活动,恐怕就知之不多了。

据笔者的调查,令人惊讶的首先是:在学习如此紧张、学校与家长看管如此严厉的中国少年中,居然仍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少男和将近四分之一的少女,能够坚持每天上网平均超过一个小时。这是何等强烈与执著的需求啊。

另一点可能更加惊人:仅仅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之内,就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少男少女,曾经在网上搜索过关于性生活的文字或图像,而且有一半的少男与五分之二的少女真的在网上看到过直接描写性生活的文字。

这说明,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少年获得性信息的最普遍的来源。这是不是已经取代了或者弥补了学校与家长所进行的性教育,笔者尚且不得而知;但是这至少说明:某些学校与某些家长所大声疾呼的“网上扫黄”其实并没有成功。

互联网也已经成为少年的普遍交友途径,已经有一半左右的少年结交了网友。今后,那种“宁可网上聊一天,也不对爸妈说一句”的情况只能是越来越多。中国的父母与整个社会都不可能阻挡这一趋势,只能是赶快适应与改善之。

结语

本文的最后,笔者要回答人们最关心的那个问题:中国少年“性解放”了吗?

少男中已经性交过的,下限是12.6%,上限是15.4%,少女中则分别是8.3%和11.9%。之所以会有两个数字,是因为笔者在问卷中分别两次询问了这个问题。如果被调查的少年两次都回答“有过”,那么他就属于“下限”中的;也就是说,至少有过这么多。如果只有一次回答“有过”那么则属于上限,也就是说,可能有这么多。

这个数字是目前中国所有调查14-17岁少年的结果中最高的。这是因为,笔者包括了那些已经不在学校里上学的少年,而其他的调查却没有包括。这些社会上的少年们发生性交的机会更多、能力更强,因此发生率当然要比那些在校的中学生更高。

笔者不准备评论这个数字;因为笔者的调查结果虽然是科学的,但是任何评论都不可能是权威的。中国正在进入公民自我管理的时代,因此还是任人评说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

——摘自《性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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